民族危难之际的心灵史诗

抗战时期，重庆汇集了郭沫若、老舍、巴金、冰心等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名家。

他们目睹山河破碎，骨肉离散，也见证全国一心，奋起抗日。

他们以笔为武器，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也绘出一幅幅生动感人的画卷，发出抗日救亡的高亢呐喊，为抗战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创造了一批代表当时艺术高度的典范性作品。

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同时，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不可磨灭的一笔。

1938年夏天，骄阳似火。

朝天门码头上，又一艘客轮靠岸了。步上台阶的人群中，一位戴着眼镜，模样斯文的中年人停下脚步，打量着这座高低起伏的陌生城市。

他，就是为了躲避战火，从武汉沿江来到重庆的老舍。在重庆，老舍一住8年，创作了近200万字作品。

与他作出了同样选择的，还有郭沫若、曹禺、夏衍、茅盾、巴金、冰心等文学大家。随着大批当时中国顶尖的文学家云集重庆，这座云雾笼罩的山城也开始孕育一部部闪耀着人性华彩的经典作品。

呼吁抗战

救亡图存，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

“祁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八十大寿。”

1944年，老舍在北碚蔡锷路24号的小院里，写下了《四世同堂》的第一句话。

书中，一贯安分守己，坚信北平的任何灾难绝对不会超过3个月的“老北京”祁老太爷，在北平沦陷后彻底绝望。他从苟且偷生到奋起反抗的过程，正是千千万万北京人——甚至也是中国人的缩影。在侵略面前，只有奋起救亡这一条路可走！

这部被美国评论家誉为“中国在二战以来出版的最好的小说之一”的百万字巨著，为何诞生在重庆？

“这不是偶然。”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告诉记者，老舍在重庆时并非闭门写作，而是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主任，积极地四处奔走，还先后到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宁夏、内蒙、甘肃、青海八省慰问抗战将士。对于战火带来的家国破碎，骨肉离散，老舍有着切身感受。

1943年，老舍的夫人胡洁青带着3个孩子来到重庆。一家团聚后，胡洁青时常说起沦陷时期在北平的见闻。老舍心中累积了数年的感慨终于在笔下爆发，造就了《四世同堂》第一、二部在重庆的诞生。

王本朝表示，抗战时期，寓居重庆的文学家们心中都憋着一团火。他们中的不少人，在重庆写出了创作生涯中至关重要的作品。

巴金的《寒夜》就是其中一例。抗战炮火中，他不断思索自身，思索国家的命运，也对知识分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他笔下的小说《寒夜》，入木三分的刻画了汪文宣、曾树生这对知识分子夫妇，被战争折磨，最终生离死别。在解剖人性的同时，也对侵略战争表达了深深的愤恨和控诉。凭借这部作品，巴金再次进入小说创作的高峰。

此外，沙汀凭借揭露征兵弊病的《在其香居茶馆里》，郁茹凭借《遥远的爱》、谢冰莹凭借《梅子姑娘》，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名。

抗战中的一声声炮火，一次次牺牲，借文学家们手中的笔得以永存后世读者的心中。诚如老舍在《四世同堂》中所写的，抗战救亡，是“天地间永久不灭的声音”！

关注民生

“我们可不能讲和，讲和就白亡了国”

如果说抗战时期的重庆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贡献了一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那么重庆散文则以细致的笔触和丰沛的情感，让一个个可亲可敬又可爱的真实人物，留在了白纸黑字之间。

“四川的轿夫……下坡路，他们的腿，轻捷得连他们自己也不能够止住，蹒跚地他们控制了这狭小的山路。他们的血液骄傲地跳动着，好象他们停止了呼吸，只听到草鞋触着石阶的声音。”

1938年，初到重庆的左翼作家萧红寓居歌乐山。由于山势陡峭，加之她身体虚弱，滑竿就成了常用的代步工具。从没有见过这等事物的萧红，对此十分好奇。

令她没有想到的是，时常抬她的一个瘦弱轿夫，竟还做过军人。当滑竿在歌乐山狭窄的山道上迅速游走，他对萧红说：

“小日本不可怕，就怕心不齐。中国人心齐，他就治不了。前几天飞机来炸，炸在朝天门……我们可不能讲和，讲和就白亡了国。”

这样富于力量，又朴实无华的话，由一个每天“只吃两大碗面”的轿夫口中说出，令萧红感到深深的震撼。她感慨道，国家的命运，岂非就担在一个个这样的平凡人肩上？

“关注民生，关注百姓，是萧红这样的左翼作家在抗战时期的共同特征。”王本朝说，萧红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一员，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30年在上海成立，鲁迅、茅盾、郭沫若、阳翰笙、田汉等都是左联成员。文学史上的左翼作家便是泛指左联成员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一批青年作家，如萧军、萧红等。1936年，为了建立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自动解散。

左联虽然解散，但左翼作家在抗战期间仍然十分活跃。他们将关注民生和苦难的传统延续在创作中。茅盾在抗战中写下了《白杨礼赞》，郭沫若写下了《石池》，热情地讴歌在艰难中坚持抗战的普通民众。

同是平凡人，冰心在《小桔灯》中写到的小女孩，则更令人怜爱。在冬季多雨多雾的重庆郊外，坚强地看护着病弱母亲的小女孩，不仅没有被现实打倒，还能用一个橘子，向冰心传达自己的谢意。这份温暖，让作家在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我们应当感谢这些作品——没有它们，我们到哪里去寻找抗战时期这些最为鲜活的平凡人的身影？又如何知道他们的所思所想？因此，有评论认为，抗战时期的重庆散文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生动画卷。大后方人民的坚强意志，不屈灵魂，贯穿于抗战时期重庆散文创作的字里行间。

抗战文学

让重庆成为全国皆知的文化符号

“抗战时期，重庆的战时首都气象和山川意象尽显于文学家笔底。”

重庆师范大学教授郝明工认为，正是在抗战期间的重庆小说和散文中，“重庆”作为一个城市形象，首次大规模地、清晰地出现在众多文学作品当中。这座城市的种种细节，被立体地呈现出来，而不再是“巴山夜雨涨秋池”、“除却巫山不是云”等诗词中云遮雾罩的情感形象。

最富重庆特色的山河景象，是外地来渝的作家最为喜爱的描写对象之一。萧红在《山下》中写，“清早起，嘉陵江边上的风是凉爽的，带着甜味的朝阳的光辉凉爽得可以摸到的微黄的纸片似的”；茅盾在《过年》中口气亲切地提到“木板作骨子涂着三合土”的“精神堡垒”（即解放碑的前身）；徐訏在《春》中细细地数“公路上坡到报馆是四百三十六到四十一步”……重庆，开始从西南一隅的小城变为一个被反复提及的文化符号。

“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促使重庆形象得以融入中国现代小说的审美视界。更完整地呈现了战时的生活叙事。”郝明工说，抗战时期的重庆小说，堪称同一时期中国现代小说发展的全国典范。

据统计，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小说超过300种，文艺书刊也超过百种。在这些作品中，重庆的文化形象愈发丰满；而抗战文学特有的爱国救亡基调，也为重庆的城市文化奠定了深沉的底色。

“抗战时期，大批文化名家来渝。他们的创作提升了重庆的城市文化品位，也塑造了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城市形象。”西南大学教授熊辉表示，至今仍有不少文学爱好者会到重庆寻找当年文学名家留下的足迹。

不少学者认为，抗战文学的发展繁荣对重庆的文化积淀至关重要。而对这一积淀的持续挖掘与推广，将于重庆城市文化素质的整体提升大有裨益。（记者 牛瑞祥 申晓佳 实习生 蔡柠壕）

贵阳工作服设计

来宾职业装订制

秦皇岛定做工服